梅兰芳四访香港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在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继承创新,精心塑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优秀剧目,形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梅兰芳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意义的剧目,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志,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     1922年10月15日至11月22日,梅兰芳应香港太平戏院邀请,首次率领独自组建的“承华社”剧团140余人赴港,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演出。由于《霸王别姬》(1921年下半年,由梅兰芳和“武生泰斗”杨小楼两位艺术家合作编演)是新排演的戏,因此港方要求演唱此剧。但杨小楼患病,未能同行,所以,梅兰芳邀武生沈华轩配演霸王一角。

    梅兰芳到达香港之前,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就接到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的一封信,特别关照要对梅兰芳多加照拂,理由是梅兰芳“平时对于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友谊多有尽力”。司徒拔不敢怠慢,立即下令警察署,要求全程保护梅兰芳。梅兰芳到达那天,九龙码头人山人海,除了荷枪实弹的大批警察外,更有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因为人太多,一时间造成港九之间的轮渡停运达数小时之久。

    梅兰芳在香港的演出相当轰动,前往太平戏院的观众无以计数。当他上演《霸王别姬》时,竟有两三人合坐一个座位的奇景出现。因观剧者太多,每次戏散后,退场时因拥挤而造成多人被撞倒,失物者也因此逐日增多。戏院不得已,又在梅兰芳的大轴戏之后加演一出由粤伶陈少五等人的演出,让一部分戏迷继续滞留在戏院,以此达到分散人流的目的,这种情况在香港是从来没有过的。

    港人除了看梅戏,更多的是想一睹梅兰芳的风采。梅兰芳去戏院看粤剧,原本看粤剧的观众却转过头来看他;当他在饭店进餐时,市民从四面八方拥来,转眼间就将饭店围了个水泄不通。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在饭店对面的高约十丈的九层住宅楼上,不少人为占领有利地形,以便清晰地看到梅兰芳真容而不顾危险且不听警察劝阻,竟攀援而上,因此有人调侃道:“真是舍命探梅哟!”

    1928年、1931年,梅兰芳又两次率团赴香港演出。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后,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他到电台讲话。梅兰芳当即洞察了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便决定尽快离沪,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暗地里为赴港做着各种准备。他一方面利用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先布置,另一方面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因而表面上看,梅兰芳此次赴港是应“利舞台”之邀,实际上是他预先安排请“利舞台”出面邀请,以便有个名正言顺的离开上海的借口。

    1938年年初,梅兰芳携家眷和剧团演职员再次赴香港演出。演出一结束,在送走了剧团其他成员返京后,梅兰芳全家就暂时隐居了下来,住在位于干德道半山腰中的一幢四层公寓(二层8号)里,而这一住就是四年之久。

    梅兰芳在香港演出了《梁红玉》及以反侵略斗争为主题的《抗金兵》和《生死恨》等剧,鼓舞人们抗敌救国热忱,激励抗战斗志,对当时的爱国抗战情绪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日军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梅兰芳便深居简出,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集邮、与朋友谈掌故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而每当夜深人静时,梅兰芳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聚精会神地听着从祖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夜色深沉,梅兰芳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操起胡琴自拉自唱……一代京剧大师只能以这样小心翼翼的方式继续着他对艺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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