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县阁巷镇柏树村人。他于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中乡试，曾任处州录事、浙东阃幕都事、绍兴府判官、庆元路推官、江南行省台掾等。至正十六年后（公元1356年）改授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被方国珍强留幕下。高明不从，隐居鄞县栎社，以词曲自娱。他为人狷介耿直，“数忤权贵”，仕途生涯很不称意，据说在辞官还乡途中卒于宁海。原有《柔克斋集》20卷，今仅存诗55首，词曲4首，文12篇。

      《琵琶记》全名《蔡伯喈琵琶记》，明清两代刊刻传抄的版本存世者约有40多种，堪称中国戏曲版本之冠。全剧共42出，关目如《南浦送别》、《吃饭吃糠》、《描容上路》、《琴诉荷池》、《廊房相会》、《扫松下书》等。

      远在《琵琶记》成书以前的宋代，民间就已流传着关于蔡伯喈的传说。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负鼓盲翁”所唱的蔡中郎故事，很可能就是《琵琶记》的前身。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编》中有《赵贞女蔡二郎》一目，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则诚将“负鼓盲翁”所唱及南戏所演的蔡伯喈故事加以裁剪加工，改编而成为《琵琶记》。由于剧中的蔡伯喈是历史人物，后人便对此多方猜测：或以为是唐相牛僧孺之子牛繁的朋友蔡生；或以为“琵琶”二字上有四“王”字，就认为是高则诚的朋友王四；或以为是蔡京的第二个儿子蔡卞；或以为是五代时的慕容伯喈；或以为是邓敞等等，数百年间聚讼未休。其实剧中的蔡伯喈只是一个艺术形象，与东汉时做过中郎将的陈留人蔡邕并不相干。

      也许是《琵琶记》太出名了，高则诚的一生又行踪不定，他究竟在哪里写作此剧，历代也是众说纷纭。明永乐《瑞安县志》、明嘉靖《宁波府志》都说在鄞县栎社沈氏楼。清人刘廷玑则说，高则诚写此剧的地点，是在丽水西郊的姜山悬藜阁，《浙江通志》载有东阳古迹“三杯亭”，说高则诚在丽水时，曾师事义乌人黄缙，但黄缙并不知道他会词曲。高则诚离开后，黄缙偶登其所居楼，见壁间贴满了《琵琶记》手稿，深叹其“文辞淹博，意义精工，遂追饯至此亭斟酒三杯而别”。清人周亮工《书影》则说是在杭州的昭庆寺，寺中还留有高则诚写此剧曲时按拍的几案，“当按拍处，痕深寸许”。也有人说是在萧山任原礼家写的，康熙《萧山县志》就有此记载。可见《琵琶记》的创作地也成了一桩多头公案。

      《琵琶记》是历代戏曲出版物中版本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之一，至今依然是各地方戏曲剧种经常上演的剧目。《琵琶记》的出现，表明了中国戏曲草创时代的结束，是戏剧舞台从内容到形式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但为南方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所赖以依存的传奇体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戏剧独特的表现形态（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发展的坐标。《琵琶记》无论是关目的细腻、布局的周密、文辞的声情并茂，以及双线平行发展的戏剧结构等方面，在古典剧作中都堪称典范，被后人誉为“南曲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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