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在李怀宇撰写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序言中说，1968年他在哈佛校园看了张充和女士演出的《思凡》后，感慨万千，回家后成诗两首。其一是：“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1968是“文革”爆发后第二年，《红色娘子军》和“革命小将”当道，昆曲成绝响，余英时因有“故国如今无此音”之叹。

此书既是周有光的自述，有关自己的话不妨多说几句。但相对来看，这位对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贡献至巨的百岁老人交代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反而没有像介绍九如巷张家四千金身世那么热心。演出《思凡》的张充和是“老四”，夫婿傅汉思(Hans Frankel)那时是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他是汉赋专家，本来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但跟张充和结婚后就回美国了。

张家“老三”张兆和嫁给沈从文，所以是周有光的连襟。周有光娶的是张家“老二”张允和。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老大”张元和的婚姻并不风光。她丈夫是昆剧名伶顾传玠，在一些势利眼的张家亲友中，他只是个“戏子”。

《口述》配了许多不同年代的旧照片，大部分都是这四姐妹的倩影。我看看，想到董桥，这四千金不正是小董日思夜想的“民国女子”吗？“十年浩劫”结束后的第二年，亦即1978年，张允和收到“老四”寄自美国的信，内附余英时写的两首诗。张允和读了，诗兴大发，和了三首，其一是：“十载连天霜雪侵，回春箫鼓起消沉。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

周有光虽以汉字改革闻于世，他在大学主修的却是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能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他学有所用，1947年在新华银行任内被派驻美国纽约，两年后返国在人民银行为人民服务。

百岁老人讲长寿之道，本身就是公信力。他认为要长命百岁，除了生活有规律和吃得简单外，最要紧的是保持心境平和，遇不如意事，“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他现在奉行“三不主义”：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

如果你关心今天的教育，周有光的经验极切时需。他在江苏上的常州中学是中国人办的，但中学的世界史、世界地理、化学和物理的课本都是英文。“英文很容易学好”，他说，只要你认真对付就成。大学是英文派用场的地方，中学才是学英文的时候。

（本站编辑：欢欢）

周先生对圣约翰大学印象奇佳，因为学制“科学管理”得很成功。一年级不分科，念的都是基础课。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培养独立思考。圣约翰大学相信有独立思考习惯的学生必会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必会明智地选择自己的专业。余英时认为周有光能够中途由经济学转到语言学，是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arts)’的教育”。这句话，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听了一定会高兴。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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