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戏曲具有充盈的悲剧性内涵,这不仅表现在剧作往往表现悲惨人物的悲惨遭遇上,而且也表现在剧作的悲剧性情境和氛围上,大团圆结局对中国戏曲的悲剧性精神起到了消解作用,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中国存在悲剧的依据,中国悲剧的文体存在不应抹杀。
关键词:戏曲;悲剧;悲剧精神;大团圆结局
有人以中国戏曲中描写悲惨事件的剧作最后总是采取大团圆方式收场就否认这些戏曲的悲剧归属并进而否认中国戏曲悲剧的文体存在,应该说中国戏曲清一色的大团圆结局对剧作的悲剧性精神确实起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但不能以此就抹杀中国戏曲的悲剧性精神内涵及文体存在。只能说中国占典戏曲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符合西方悲剧理论标准的悲剧样式,中国戏曲悲剧的民族化特色十分突出。中国戏曲具有充盈的悲剧性内涵,这不仅表现在剧作往往表现悲惨人物的悲惨遭遇上,而且也表现在剧作的悲剧性情境和氛围上,中国戏曲的悲剧性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至于大团圆结局对中国戏曲悲剧性精神的消解,则既有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投射影响,也有中国戏曲自身表现形式的作用因素。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戏曲悲剧存在的既成事实,对中国戏曲悲剧独特的美学品格进行阐释而不应将悲剧这一美学范畴从中国戏曲中搬开。
一中国戏曲悲剧不是观念先行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人们悲惨遭遇在作者笔下的反映,中国戏曲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反映百姓不幸命运的悲剧性精神。
西方戏剧来源于酒神祭祀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的特点是虔诚、庄严、肃重,具有关注人类命运、注重探索生命意义的哲理性色彩,利用戏剧进行理性探索成为西方悲剧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不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义主义者的英雄悲剧,我们都可明显感受到这一点。西方戏剧虽然在表演风格上崇尚摹仿生活的真实,但由于其戏剧是为了表达一个哲学或道德伦理观念而艺术化的产物,创作理念既定于前,故西方戏剧在选材上具有较多的主观臆想的成分,距离现实生活较为遥远。
与此相反,中国戏曲虽然在虚拟化演戏、程式化表演等方面具有不合生活本真的特点,但是在戏剧选材上却更多地具有取自现实生活的特点,它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在反映生活本质上非常真实深刻。
这不仅表现为社会题材剧的众多,而且就是历史剧也都具有厚重的现实意味,甚至连神仙道化剧也往往涂抹上厚厚的尘世生活的色彩。《窦娥冤》虽由东海孝妇的传说演变而来,实际上剧中所写完全是元代黑暗现实的反映,《雷峰塔》中蛇仙白娘子的爱情遭遇,其实也是那个时代妇女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境况的神化反映。不仅悲剧如此,甚或是某些悲喜剧、喜剧,也都浸润着悲剧性的内容,《救风尘》是一出风尘喜剧,宋引章在赵盼儿的帮助下摆脱了坏人周舍的虐待,获得了新生,但我们可以看出,宋引章遇人不淑是普遍的,获得解救倒是偶然的。《救风尘》所表现的悲剧性的厚重内容及其喜剧性的结局方式一方面说明中国戏曲悲剧性的被消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戏曲悲剧性内蕴的随处存在。
西方悲剧注重在精神领域、在哲学与人性层面进行探讨,中国戏曲注重在社会层面反映现实人生苦难。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不如他的四大悲剧强,罗密欧与朱丽叶由于两大家族的仇恨而不能结合在一起以致酿成双双殉情惨死的悲剧,但是西方人认为剧中所写的悲剧冲突是外在的,爱情本身是一件欢乐的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心理情感体验是幸福的而不是痛苦的,因此其悲剧性仍不够强。而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了两大家族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摧残,社会意义要比为父报仇杀死弑兄娶嫂的叔父的《哈姆莱特》大。由于《哈姆莱特》反映的是人文主义者的斗争精神,着重表现了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冲突,因此西方人更为推崇《哈姆莱特》。以中国戏曲而言,中国人更为推崇《窦娥冤》那样表现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悲剧而不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清忠谱》那样的悲剧。《窦娥冤》与《清忠谱》同属悲剧但悲剧性质有所不同,《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个命途多舛、备受欺凌的弱女子,《清忠谱》中的周顺昌则是官居礼部员外郎的铮铮铁骨的英雄,这两个人虽然最后都惨遭杀害,但悲剧形象并不相同,前者是与世无争、委曲求全、力避迫害却躲避不过的被欺侮、被凌辱的形象,后者则是根据自己的为人为官原则主动与魏忠贤奸党斗争的志士形象。按照西方悲剧理论,周顺昌有崇高感,而窦娥的形象则未免”渺小”了一些,西方人欣赏、看重的是周顺昌那样的英雄,而中国人则更同情、哀怜窦娥这样的无辜被残害者,正是由于此,中国戏曲悲剧更多的是反映百姓现实人生苦难的内容。从这样的悲剧观出发去观察社会,戏曲作家们发现黑暗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到处都充满了悲剧性的事件,他们对悲惨人物的不幸境遇满怀同情,因此在他们的剧作中总是有意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此予以反映。中国戏曲(包括喜剧)往往都是喜中寓悲,丑角的插科打浑、大团圆的结局在为人们带来笑声、在用虚幻的喜庆结尾宽慰人心的时候并没能完全熨平人们心头存留的抑郁与不平,悲剧性的意蕴内涵充塞于中国戏曲之中。
二中国戏曲悲剧具有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表现形态,对中国悲剧的文体考察主要应放在悲剧性情境、氛围的安排、设置上,不能因大团圆结局的普遍存在就抹杀中国戏曲悲剧的文体存在。
勿庸置疑,中国悲剧往往以大团圆方式作结或在悲剧主人公毁灭后加上虚幻的善恶得报的安慰性叙写,这对戏曲的悲剧性精神无疑起到了消解、淡化的作用。但我们对中国戏曲悲剧的考察主要不应着目于结局安排是毁灭性的还是补救性的,而应着目于弥漫于剧作中的主导情境、氛围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大多数悲剧,虽然结尾显示的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具有乐观主义精神,但其过程却充满了悲凄的格调,我们断不能由《赵氏孤儿》中赵氏孤儿复了仇,屠岸贾被凌迟处死,公孙杵臼、程婴等受到了旌表就否认其悲剧的地位,也断不能由窦娥死后三桩誓愿得以应验、冤情得到昭雪就否认《窦娥冤》的悲剧意蕴,也不能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两人死后精魂双双化为翩翩起舞的蝴蝶就认为这是浪漫主义的喜剧,剧作虽然在结尾露出了一些亮色,但剧作的悲剧性依然是难以更改的,悲剧人物的悲惨遭遇构成了这些戏剧的主导方面。
其实即使是西方悲剧也并非全都是悲惨结局,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最后结局就是普罗米修斯与暴君宙斯取得了和解,高乃依的《熙德》写罗狄克遵照父命杀死了恋人施曼娜的父亲,两人变成了仇敌关系,冲突、矛盾似乎不可调解,悲剧性的爱情结局似乎难以避免,但后来罗狄克成为民族英雄,在国王的干预下,他与施曼娜终于化解仇怨成了婚,结局也呈现喜庆方式。”一出喜剧不一定必须以幸福收场;一出悲剧在打铃闭幕时也不一定要有死亡的场面。,,悲剧与喜剧的界限根据戏剧家各自剧作给予那些坐在剧院看戏的观众以什么样的印象而决定。这里,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悲剧的印象是阴暗的,喜剧的印象是明朗的。”(P1021)不过西方悲剧结尾毁灭性的多,和解性的少,戏剧的悲剧性与结局的悲惨性大多一致。中国戏曲悲剧中,冲突双方妥协、调和性的化解仇怨的情形也有,如方成培《雷峰塔》第三十四出《佛圆》写白娘子、青儿与法海和解,白氏、青儿十六年后都位列仙班,皆大欢喜,这虽然调和了本不该调和的矛盾冲突,但”不过,这只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它不能改变剧本的悲剧性质。”(《雷峰塔》后记1P104》)10471)中国戏曲悲剧中最常见的大团圆结局不是妥协、调和型的而是惩恶扬善型的,虽然悲剧主人公历尽艰难挫折、许多情况下是生命遭到了毁灭,但最终悲剧主人公(他们大多为正义的化身,是一些道德完美的人,不同于西方戏剧中悲剧主人公大多为道德或性格上有过错者)所坚持的道义取得了胜利。像《窦娥冤》中窦娥虽然被害死了,但她的三桩誓愿得到了应验,她的冤案终由她的父亲窦天章予以平反昭雪;《清忠谱》中周顺昌和颜佩韦等五义士被魏忠贤及其爪牙杀害了,这是悲剧,但最后写魏忠贤终于倒台、被发配而周顺昌则得到了”清忠风世”的御赐匾额,苏州人民也用魏祠中魏阉木像的头去祭奠五义士。
这既没有改变悲剧的性质,同时又昭示了正义必胜的信条,给观众以鼓舞和希望而不是让他们悲观、绝望。从这里可以见到,中国悲剧的团圆结局主要是剧作者和观众乐观主义生活信念的体现,对中国戏曲悲剧的体认主要不应放在结局方式而应放在剧作悲剧性情境、氛围的设置与叙写上。
中国戏曲悲剧主要反映下层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的苦难,悲怆色彩很浓,凄苦、哀怨成了戏曲的主基调,加上中国戏曲抒情化、借助音乐唱腔来表达的特点,戏曲往往具有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格调。如“《汉宫秋》并不是一出以情节取胜的悲剧,它的戏剧冲突在第二折就基本解决了,第三折是个尾声。但观众历来并不以看到了矛盾的解决为满足,还要倾听第三折《梅花酒》、《收江南》等脍炙人口的曲子,细味第四折汉元帝被失偶孤雁唤醒后一整套抒情的唱词。因为品味曲词和音乐原是我国古典戏剧欣赏的一个重要内容。”(《汉宫秋》后记P《91)《桃花扇》结尾续四十出《余韵》中”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的悲叹和”传得伤心临去语,每年寒食哭天涯”的悲诗也强烈地渲染了剧作悲怆、凄凉、苍茫的感伤情调。另外象《窦娥冤》第三折中[正宫端正好]、[滚绣球]等唱词、《琵琶记》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厌》中的唱词等都为悲剧情境、氛围的设置与传达起到了强烈的烘托作用,因此对中国戏曲悲剧的考察必须透过团圆结局的表象去深入研摩戏曲内在的悲剧意蕴。
三中国戏曲主要地不是文人表达个人情怀、进行精神启蒙的工具,而是大众审美的娱乐形式,中国戏曲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普遍存在即是这种大众审美心理在戏曲创作上的反映,大团圆结局对戏曲悲剧性精神的消解既与民族审美心理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也与中国戏曲反映生活虚拟化、表演程式化的特点有关。
戏曲与诗词不同,它主要地不是文人言志、抒怀的案头化作品,而是大众娱乐的方式,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巫”、”优”,”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P31),唐宋以前戏曲大多具有滑稽、诙谐的特点。由于戏曲是以”乐人”为目的,所以戏曲创作和表演注重逗人发笑、引人开怀的审美效果,戏曲结尾就往往采取大团圆这一为中国民众普遍认可的结局方式。”一个民族喜欢的戏剧结尾,绝不仅仅是对一段现实生活的模仿或反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个民族的信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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